本篇所选章节是马克思和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里加等人围绕《巴黎的秘密》进行论战的部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撰写的这些闪耀着批判锋芒和充满着战斗激情的文字，表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已经初步形成。马克思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发表了许多深刻的精辟的学术见解。马克思在同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的论争中，确立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原则和方法。从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和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的评论中，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到他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实质。

 一、《神圣家族》写作的历史背景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如何评价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同青年黑格尔派进行辩争的论战性著作。与其说是文艺论争中渗透着和显示着哲学论争的内容和实质，倒不如说是凭借和通过文艺论争的方式演示出来的哲学论争。《神圣家族》正是凭借和通过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和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的评论所进行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一次严肃的较量和交锋。

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具有“左”倾色彩的哲学一政治派别。这个从黑格尔学派分化出来的、由布鲁诺·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莫泽斯·赫斯等人为代表组成的哲学一政治团体，隶属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呼吁政治改革，企图建立资本社会。但由于他们往往以“批判的批判家”，即傲睨一切的“天才人物”自居，极端地蔑视群众，他们看不到人民革命运动的伟力。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尚处于不成熟的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涣散而又脆弱。这种软弱、怯懦、动摇、游移的政治势力不能承担起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现实的重任。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政治上的病态也必然反映和折射到哲学中来。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化，用“自我意识”取代“绝对理念”，进而强化和极端夸大“自我意识”的批判功能，将其拥上“造物主”的宝座。青年黑格尔派自视为上帝，以天才的哲学家即”批判的批判家”自居，制造出一种富有益惑性和欺骗性的虚假观念，即不必用社会实践去触动现实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只要靠他们所推崇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进行精神批判，便会改变世界。实质上，这只能流于空洞和苍白的幻想，丝毫不能触动旧的社会制度的根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露的那样：“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当时流行于德国社会中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成为抵制和阻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进的思想障碍。为了指明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巧妙地利用对《巴黎的秘密》进行大论战的良机。共同撰写《神圣家族》，旨在“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

 二、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

任何文艺思潮都是社会思潮的这样那样的反映。社会思潮又取决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文艺作品好比一朵鲜花，社会思潮好比文-9鲜花的枝干和叶茎，而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好比产生文艺鲜花的根基和土壤。社会思潮往往表现为多种形态，诸如哲学思潮、法学思潮、宗教思潮、道德思潮、政治思潮等等。《神圣家族》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和对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的评论的评论，实际上是从研讨和批判社会思潮的视角介入和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对我们认识和阐释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以及同所处的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具有深刻的方法论的启示。

《巴黎的秘密》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青年黑格尔派学者们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评价所宣扬的思想倾向几乎全方位地展示出文艺思潮和诸多社会思潮之间的内在关联。文艺思潮不可能是封闭的、孤立的、纯粹的。文艺思潮和诸多社会思潮的存在和发展总是互渗和互动的。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所产生的诸多社会思潮总会一定程度上这样那样地反映和折射到文艺思潮中来，而文艺思潮又往往作为诸多社会思潮的载体和受体，使之得到形象化地呈现和张扬。当时流行于德国知识界的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思潮、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所有这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都在《巴黎的秘密》和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的吹捧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充分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论战，对这些有害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一)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

《巴黎的秘密》和青年黑格尔派对《巴黎的秘密》的赞扬，或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或从文艺评论的角度，都十分露骨地表现出思辨哲学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巴黎的秘密》作为一部文艺作品用形象的手段图解和演绎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实际上成为这种思辨哲学思潮的派生物和分泌物。正因为如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和批评家们才假手于对《巴黎的秘密》的吹捧，宣扬自己的思辨哲学的立场和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黑格尔派与其说是在称颂《巴黎的秘密》，倒不如说他们是为了把《巴黎的秘密》作为艺术广告，竭力推销和哄抬自己，借以贩卖思辨哲学的私货。

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一样，都是极端夸大精神的作用，视之为万物之本原。马克思通过对“果实”这个概念和具体的果实的关系的分析，撕去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魔毯”，揭露了思辨哲学的秘密。这种哲学魔术是：从具体的果实中抽象出一般“果实”这个概念，然后再把这个抽象的概念孤立于具体的果实之外、凌驾于具体的果实之上，将这个虚假的“实体”，设定为具体的果实的本质和本原，而具体的果实只不过是这个虚假的“实体”的表现形式．只不过是这个虚假的“实体”的本质和本原的外射和物化。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的只能是具体的果实，而不可能是“一般的果实”。所谓“一般的果实”作为理智和思维的抽象的产物，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如果从“一般的果实”回复、还原和落实到现实的具体的自然的果实，必然使这个“一般果实”带有超自然的神秘的彩色，赋予“绝对果实”以权威，拥有外化具体果实的”思辨属性”。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家认为：当“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创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无异于”从自己的抽象的理智中创造出这些果实”。

马克思嘲讽说：这简直是“完成了一个奇迹”。然而，这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个错误认识论的根源在于从学理上把个别和一般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只将个别当做一般的存在形式。实际上，一般既不能脱离个别，也不能创造个别。马克思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演绎的荒谬性好比“结果产生起源”、“城市先于工厂”和“儿子生出母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随意夸大“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比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离现实更远。我们注意到，“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家们的叙述则往往“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属物”， “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

《巴黎的秘密》的创作和评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宣扬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以形象的或逻辑的手段，狂热地鼓吹思辨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改造世界的伟力。《巴黎的秘密》所表现的哲学观念和思想倾向为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作了形象的图解和艺术的广告。欧仁·苏的这部长篇小说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完全用他头脑中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来塑造人物形象、改制人物性格和结构故事情节，用带有神秘色彩的虚假的主客体联系歪曲并代替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巴黎的秘密》按照思辨哲学的逻辑程序，用主观的、空洞的、虚幻的观念来剪裁和改制现实，结果只能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受了纯批判的简单改造以后的各种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正因为《巴黎的秘密》的思想内容适应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的理论宣传上的需要，才引起当时德国那些信奉和推崇思辨哲学的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极端重视，以青年黑格尔派的首脑人物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为舆论阵地，发表百余篇文学评论文章，进行多声部的大合唱。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位显要代表施里加把欧仁·苏说成是“批判的批判家”，把《巴黎的秘密》吹捧为“批判哲学”的“史诗”，把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尊奉为“上帝”，即创造万物和重整世界的神。

 (二)道德思潮和文艺思潮

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重视《巴黎的秘密》，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表现了流行于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伦理道德思潮。具有改良意向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理论家妄想借助·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思潮和伦理道德学说与思辨哲学联姻，以求强化批判功能，企图通过精神呼吁和思想宣传，从哲学改造和道德说教的配合和策应上，实现对社会的改良。

宗教意识和宗教伦理，包括宗教伦理的一切道德思潮、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来是具有两面性的。当然，这首先取决于宗教的性质。有的宗教有时起到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如社会改革时期通过宗教的名义和宗教的改革，举起义旗，策动社会变革；和平发展时期宗教的教化功能，有利于稳定生活秩序；对宗教的信仰和企盼，能够缓解人们内心的焦灼和痛苦，在逆境中得到精神寄托和心理平衡。然而，宗教的伦理道德意识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作用。因为有时宗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变成统治阶级用来宣传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维护现状和抵挡社会大变动的工具。正当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时，《巴黎的秘密》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对广大群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愚弄性和禁锢性，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动和开展。因而，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所宣扬的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思潮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巴黎的秘密》多半把有教养的富者描绘为善人，而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者描绘成恶人，把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对立和阶级分野说成是抽象的“善恶斗争”，认为不必变革社会制度，只要依靠哲学批判和道德改造，凭借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对没有教养的穷人进行道德教化和道德惩治，使他们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以便求得整个社会的善化。只有促进现实生活的道德化，才能破除和解决作者所设定的所谓“巴黎的秘密”，即“文明中的野蛮(犯罪的存在)和国家中的无法纪”。那么，究竟如何向穷人和恶人进行道德改造呢?扮演着“批判的批判家”即无异于上帝角色的《巴黎的秘密》的主人公鲁道夫所采取的办法是：法学手段和神学手段相结合；世俗的惩罪和宗教的规劝相结合；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疗救相结合；政治上的奴役和道德上的净化相结合；刽子手的职能和神甫的职能相结合。在欧仁·苏笔下的理想人物鲁道夫看来，这是道德理论和刑罚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和突破。单纯的肉体消灭和单纯的道德感化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将这两方面兼施并用，才能使恶人们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屈服和就范，从而实现消灭“恶”的目的。马克思比较详细地分析了鲁道夫怎样施展上述方法和手段，把一个强悍的残忍的“刺客”，从屠夫变成小说主人公的忠实走狗。鲁道夫对“刺客”“很内行地着实打了几拳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道德感化和道德说教，诸如：教他伪善；培养他的忠顺和敬畏的心态；传授他小市民的礼仪和风度；使他具有被恐惧和节制所规范的温顺的谨小慎微的品性；树立他对主子的个人崇拜，称自己是“一撮尘土”，呼鲁道夫为“伟大的殿下”。这样，小说的主人公便用宗教的道德改造的力量，把这个粗野凶恶的屠夫变成了“有道德的生物”，变成了“一头非比寻常的、有道德的看家狗”，“他的一切德行都将是狗的德行，是狗对主人的绝对的忠顺”。对任何一种民族、社会和国家来说，道德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巴黎的秘密》所宣扬的一套刑罚惩治和宗教救赎相结合的理论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和借鉴作用。但由于这种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思潮是作为社会革命的对立物出现的，因此，只能对历史进步起到消解和阻碍的负面作用。

 (三)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

 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把欧仁·苏称为“批判的批判家”，使他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拥有神一样的权威，还因为这部作品比较明显地宣扬了流行于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不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是完全相通的，而且还是他们通过推行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来实施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的实践途径和实验手段。《巴黎的秘密》为人们勾勒了这样一幅黑暗而混乱的社会图景：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生活动荡，到处发散着搀杂铜臭味和血腥味的腐朽气息，荒谬和犯罪充斥着每个角落。《巴黎的秘密》塑造了一个扮演“救世主”角色的“慈善家”、“社会改革家”的理想人物鲁道夫，他制定了一整套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诸如由国家教育儿童、组织劳动、建立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举办各种名目的慈善事业，并向富人发出呼吁，规劝他们慷慨解囊，救济穷人，造福于民，谋建一个公平的“理想社会”，消除所谓“巴黎的秘密”即“文明中的野蛮(犯罪的存在)和国家中的无法纪”。作者的愿望也可能是真诚的。但是，广大穷人和无产者之所以处于贫困和无权的地位，根源在于统治阶级拥有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法国1830年7月革命后，虽然推翻了波旁王朝，但胜利果实完全被金融贵族所窃取。路易一菲力浦政治集团“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巴黎的秘密》尽管具有值得肯定的比较强烈的认识和批判功能，例如作品深刻地揭露了贵族和金融阶级上层社会的尔虞我诈、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对处于无权和赤贫地位的下层人民寄予怜悯和同情，但它所营造的政治的或审美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改良社会的理想蓝图，只能流于美妙而苍白的幻想，如用来抵制和抗拒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则是更加有害的。

 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中，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是融会和缠结在一起的，同时，又总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作为贯穿全书和统摄全书的主线，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视为核心和灵魂，糅进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思潮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利用它们的权威，扩大自身的影响。文艺思潮总是社会思潮，包括相应的哲学思潮、道德思潮和政治思潮的这样那样的反映。从马克思对《巴黎的秘密》这部文学作品所进行的文学评论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文艺思潮同社会思潮，包括哲学思潮、道德思潮和政治思潮的密切关系。

 三、思辨哲学和文学活动

文学活动主要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通过文学欣赏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十分露骨地表现出用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范畴、原则和幻想去解释和宰割文学作品的不良倾向。这样做的意图无非是想把《巴黎的秘密》当做艺术广告，宣扬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青年黑格尔派用思辨哲学的范畴、原则和幻想来解析《巴黎的秘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欧仁．苏的这部长篇小说确实形象地图解、演绎和宣示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相联系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的范畴、原则和幻想，作为创作的核心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意向。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作品，并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里加、鲍威尔之流的评论，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从艺术构思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抨击《巴黎的秘密》的创作及其青年黑格尔派的评论所表现出来的思辨哲学的倾向时指出：文学活动应当“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对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比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走得更远。黑格尔善于“利用感性的直观和表象”，“常常在恩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他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的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像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施里加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属物”， “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 “而是赤裸裸地表露出来的美。

这样，《巴黎的秘密》的小说主人公鲁道夫和他的吹捧者施里加、鲍威尔等人．实际上都是“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巴黎的秘密》的创作及其青年黑格尔派的评论割断了艺术同生活的紧密联系，制造出一种“绝对的主客体”，使得”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的形式重复着”，“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被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家们称为“批判的史诗”的《巴黎的秘密》从绝对的自我意识出发，遵循主题先行论的先验原则，设定一个现实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讥讽道：“如果说施里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纪和文明)消溶在秘密这个范畴中，并且用同样的办法把秘密变为实体，那末，现在他才第一次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并把秘密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起初他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而现在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如果说费尔巴哈揭露了现实的秘密，那末施里加先生却反而把现实的平凡的东西变成了秘密。他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

从塑造人物上看。《巴黎的秘密》的理想人物鲁道夫以“批判的批判家”自居，挥动思辨哲学的利剑，套用思辨哲学的模式，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和思想随意宰割，加以改制和重塑，使其发生严重的扭曲和病变。仅以欧仁·苏塑造的两个女性形象为例，说明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摆布和支配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丽果莱特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魅力的浪漫女子，具有“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但由于作者“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从而完全背离和违反了她的性格和生活的固有的内在逻辑。再如，被污辱被损害的美丽少女玛丽花在鲁道夫用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学说改制前后，简直判若两人，即从“本来的形象”变成了“批判的变态”。思辨哲学批判前的玛丽花是一个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敢于坚持斗争、富于反抗精神的女郎。”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质感动了她周围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并获得了玛丽花这个名字。但经过思辨哲学批判后的玛丽花开始皈依宗教。几经折磨，沦为自己有罪的意识的奴隶，成为上帝神谕的俘虏，于是把忍受当美德，把忏悔当荣誉，终于从美女一罪女一修女一死女，痛苦地走完了她的人生之旅，从一朵有诗意的花变成一朵枯萎的花。这无异是一个扼杀生灵的陷阱。这好比是一幅“人的批判的异化”的“神学漫画”，被驯化和重塑了的玛丽花的性格和“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被神学化了的，被思辨哲学化了的。同时也是被“人化了的理念”。

从安排情节看。如果把情节理解为人物的性格、思想、遭遇、命运及其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那么，支配故事从发端到结尾的全过程的驱动力量完全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自我意识和起策应作用的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虚幻理论的精神意向。仅从对不同人物的性格的蜕变和命运的归宿而论，用思辨哲学的幻想和惩恶扬善的原则，使被侮辱被损害的少女玛丽花赎罪而死；使凶狠残忍的“刺客”悔罪变成鲁道夫的忠实的“看家狗”；使作恶多端的“校长”被治罪挖掉双眼。玛丽花和“刺客”处于小说情节中的行为过程都不是出自真正自我的固有人性和内在动机，而是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基督教的教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这样，作品的故事叙述和情节演示都只不过是小说作者听命于某种先验的虚假理念和自我意识，以演绎、图解、宣扬和扩张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和与之相配合的基督教的教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描写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换言之，情节的安排，变成了靠形象的动态操作阐释和论证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的原则和幻想、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规范、空想社会主义那种带有虚假空幻性质的改良社会的蓝图以求实现人的解放的愿望，来显示和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推动事件进程和重塑人物性格的魔力和权威。这种情节设计，实际上是在撰写思辨哲学的讲义和宗教哲学的教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四、创作思想和作品倾向

创作思想和作品倾向是紧密相关的。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创作思想，便有什么样与之相对应的作品倾向。《巴黎的秘密》的创作思想的主导的基本的方面是思辨哲学，但也存在着起辅助作用的政治、法律和宗教思潮的诱导和驱动。换言之，《巴黎的秘密》的创作思想是一种以思辨哲学为灵魂为统摄的，将哲学、法学、宗教和政治等意识和观念融成一体的合力。

《巴黎的秘密》对所描写的法国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批判功能，可以相信，这部长篇小说的评论家们表达了揭露巴黎的秘密，谋求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的解放的真诚的意愿和辛勤的探索。但是，由于荒谬思想的误导，作品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倾向。以基督教伦理道德戒律作为指导思想，把小说人物变成了皈依宗教的教徒和实践教义和教规的幽灵；以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只能构想和编造出苍白而美妙的乌托邦图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揭露空想社会主义为人们所勾勒的虚幻的社会蓝图时说：“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正在于“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

当欧仁·苏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作为创作思想和作为批判社会现实、改造人物的性格、安排人物的命运的工具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用理论代替实践、用意识代替现实和现实的人的迷误。主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最大缺欠在于把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理论抽象，制造出关于社会和人的虚假观念。“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他们总是把社会的变革和人的解放这种极其现实的问题转移到精神、理念和意识领域。他们好像不知道，人总是历史的现实的人，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必须改变人的生存的社会环境。“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批判的批判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应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它已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改变和消灭本身的生活条件，才能解放自己。”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符合规律的现象：当作家的创作思想中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成分极端膨胀和扩张的时候，一定会产生错误．的作品倾向；当作家的创作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占据上风和主导地位的时候，有可能表现出正确的作品倾向。例如，欧仁·苏用批判的思辨哲学原则改造丽果莱特时，因他的头脑中的忠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起作用，所以毕竟描绘了她的内在固有的优美人性，写出了她的作为“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再如，作者刻画玛丽花的形象，竟然有时一定程度上松懈和挣脱了自己的思想束缚，表现出她的可爱的富有魅力的天性。当他写到玛丽花一经离开折磨她的令她感到压抑和痛苦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时，她仿佛立刻表现出向人性的回归。玛丽花热爱生活，她激情勃发、充满狂喜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流露出她的天然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这里，不难看到欧仁·苏的作为创作思想的世界观和作品倾向之间的复杂的双重性。当他的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的创作思想占上风的时候，能够真实生动地表现出人性美的魅力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以至打破和超越他那个阶级的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偏见；当他的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的创作思想起支配作用的时候，必然会这样那样地歪曲和改变描写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随意把倍笔下的小说人物当做图解和演绎他所信奉和推崇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教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论的传声筒。可见，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对决定和影响他的作品的思想倾向是何等的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参与了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大论战，揭露和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基督教伦理道德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抵制和破除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消极影响和欺骗作用。同时，阐明了文艺思潮同包括哲学思潮、道德思潮、宗教思潮在内的社会思潮的相互关系，对从与各种社会思潮的联系中理解和研究文艺思潮具有深刻的思想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他们反对以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和自我意识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所进行的图解、演绎、宣讲、套释、模铸和宰割；同时又非常强调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载自http://www.du8.com/readfree/16/05835/2.html，标题为转载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