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摘录之一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5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就这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问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关于省议会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阐述的思想,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莱茵省议会违背人民的利益,维护等级特权。

从《普鲁士国家报》的一篇评论引出文章的主题。“普鲁士《国家报》‘以它天真的心灵’提醒我们说,普鲁士的情况并不比英国差,我们有等级会议,只要报刊有能力,它是有权对等级会议的辩论情况进行讨论的。因为《国家报》具有伟大的典型的自我意识,它认为普鲁士报纸缺少的不是权利,而是能力。”

“我们现在从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开始谈起,”“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人稍占优势。这些人除了发表一些空洞的流行言论和老生常谈以外,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一种病态的激动,一种由他们对新闻出版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态度所决定的强烈的偏见;而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需要。”省议会是由莱菌贵族地主和拥有财产的城市居民,剩佘的仅是六分之一的农民。省议会的权力实则是由贵族地主掌握权力的特权议会机构。这种机构根本就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讨论。

“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政治会议的水平,正像一般反对派表明一个社会的水平一样。一个时代如果把不信鬼神视为哲学上的胆大妄为之举,把反对女巫审判视为奇谈怪论,这样的时代就是把崇信鬼神和女巫审判视为合法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像古代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像美好时代的所有民族那样只让宫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一个等级会议中的反对派如果还要说服人们相信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这样的等级会议至少还不是享有意志自由的等级会议。例外只是证实常规。自由主义反对派向我们表明,自由主义的立场已变成什么样子,自由在人的身上体现到怎样的程度。”

“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论战、骑士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

一、先从诸侯等级的新闻自由的反对者谈起

反对者认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就否定了新闻出版自由。”“对自由的任何一点限制实际上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当权人物曾一度坚信必须限制自由,而这种信念也就成为后来信念的准绳了。”但马克思举例说,“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伽利略被驳倒了吗?”

反对者又说,“无论在言语上或在文字上,无论在我们莱茵省或在整个德国,都看不出真实而高尚的精神发展受到了束缚。”而马克思援引政府的法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正式宣称:直到现在,新闻出版一直受到太大的限制,它还必须设法具有真正民族的内容。”

“从历史上清楚地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疑不负责任地给德国精神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这个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起辩论人所认为的高尚艺术的导师的作用。或许当初人们是把‘高尚而真实的新闻出版业’理解为体面地戴着锁链的新闻出版业吧?”

反对者举别国的例子,由于国情不同,新闻自由在德国不可行。以下是反对者的原话,“英国不足为例,因为那里几世纪以来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些条件,不是别的国家用理论所能创造的,但是这些条件在英国的特殊情况下是有其根据的。”“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马克思逐一批驳,“据说英国报刊不能用来论证一般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英国报刊之所以有功绩,只是由于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与一般报刊不同,因为一般报刊的发展据说应该是没有历史基础的。由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功绩,而不是报刊的功绩。似乎报刊就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既然“英国报刊不能成为替一般报刊辩护的理由”,那么“荷兰报刊却是反对一般报刊的理由”马克思指出反对者的自相矛盾,“时而把报刊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历史基础,时而把历史基础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报刊。时而说报刊对历史的完善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时而说历史对报刊的缺点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

“辩论人把比利时的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报刊。”马克思认为,“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辩论人对比利时报刊的斥责并不是针对报刊,他斥责的是比利时。”因此,马克思指出,反对者反对新闻自由的关键问题是“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而不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

在对上述的观点进行反驳告一段落后,马克思指出了论战的本质,“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马克思对诸侯等级的反对者观点作一总结,“起初诸侯等级的辩论人提出了一些圆滑的论据。他证明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合理的,他的根据便是书报检查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诸侯信念。他以为,德国精神的高尚而真实的发展是由于上面的限制造成的。最后,他进行了反对各国人民的论战,他怀着高贵的怯懦责骂新闻出版自由,说它是人民自己对自己使用的一种粗野而冒失的语言。”

二、对反对新闻自由的骑士等级反对者的批驳

“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新闻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律。”“从骑士等级的辩论人后来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省议会所抱的这种中世纪的观点是多么根深蒂固,他反对省的权利、维护等级特权是多么无所顾忌。”

马克思引用骑士等级的反对者的话,“辩论人继续说道:‘在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就容许它〈公布辩论情况〉,在我们感到它的传播没有好处或甚至有害的地方,我们就限制它。’”马克思指出这些话反映了反对者的真实想法。“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我怎么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马克思进而指出,“即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骑士等级的辩论人把个人特权、与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个人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这无疑是十分中肯地表现了本等级的特殊精神,相反,对省的精神他却横加曲解,把省的普遍要求变成个人的欲望。”

马克思将矛头指向等级会议,“在政府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能,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荒谬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把幌子当作真实,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马克思对骑士等级的反对者下了一个结论,“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前的基督徒兼骑士的,现代兼封建的,简言之,即浪漫主义原则的众多代表之一。”

“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明星的特别吉祥的组合所带来的超自然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的幻想。”

☆反驳新闻检查是由于人类不成熟的观点。反对者把“辩论人站到了原则的高度。为了反对新闻出版自由,就必须维护人类永远不成熟这一论点。如果不自由是人的本质,那么自由就同人的本质相矛盾;这种断语纯粹是同义反复。可恶的怀疑主义者有可能如此之大胆,竟致不信辩论人所说的话。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神秘论据,那么,无论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明智的办法了。”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从反对者的理由中引申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既然一切都不完善,为什么自由的报刊偏偏应当是完善的呢?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报刊呢?不完善的东西需要教育。但是,难道教育就不是人类的事情,因而不也是不完善的事情吗?难道教育本身就不需要教育吗?”

马克思反问,“即使人类的一切按其存在来说都是不完善的,难道我们因此就应该混淆一切,对善和恶、真和伪一律表示尊重吗?正确的结论只能是:正如看图画时不应当从只见画面上的斑点不见色彩、只见杂乱交错的线条不见图形的角度去看,同样,世界和人类关系也不能只从最表面的假象的角度去看;必须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适于用来判断事物的价值的。这种对整个宇宙只持肤浅看法,认为一切事物在存在时都是不完善的观点,怎么能作为我判断和鉴别事物的依据呢?这种观点是它在它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中最不完善的东西。因此,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应当用内在观念的本质的尺度,而不能让片面和庸俗的经验使我们陷入迷误之中,否则任何经验、任何判断都没有意义了:所有母牛都是黑的。

马克思指出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本质是不同的,“从观念的角度看来,不言而喻,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实际的善;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是假象的世界观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一种论战,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

马克思提出一个论断,“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新闻出版,哪里也就有新闻出版自由。

马克思指出,“的确,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度里,国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有一个国家机关却享有新闻出版自由,那就是政府。且不说政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难道书报检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实践(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吗?”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屏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

马克思借用反对者的逻辑,“如果辩论人做得彻底,他应当屏弃的不是自由的新闻出版,而是整个新闻出版。根据他的观点看来,只有当新闻出版不是自由的产物,即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时才是好的。”由此讽刺说,“能够享有新闻出版权的便只有动物或者神了。”“如果一个私人敢以具有神的灵感自夸,那么,在我们社会里只有一个论敌能正式驳斥他,那就是精神病医生。”

☆反驳反对者把报刊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类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把报刊分为好坏两类的做法已矛盾百出而无须再作任何反驳。”马克思认为划分报刊“应当根据报刊的本质本身,而不是根据报刊之外的考虑。”“把坏报刊作为反对自由报刊的理由就等于说,自由报刊坏,受检查的报刊好,而这一点正是需要证明的。”

马克思进而对自由的报刊和受检查的报刊进行分析,“卑劣的思想、人身攻击以及无耻行径在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发生。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生产出这种或那种产品,因而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它们的类的区别。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这里所谈的是本质,是区别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的那种内在特性。

那种坏的自由报刊是不符合它的本质的特点的。而受检查的报刊的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过表现了它的本质的内在条件。

受检查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好的产品,也仍然是坏的,因为这些产品之所以好,只是由于它们在受检查的报刊内部表现了自由报刊,只是由于按它们的特点来讲它们并不是受检查的报刊的产物。自由的报刊即使生产出坏的产品,也仍然是好的,因为这些产品正是违反自由报刊本性的现象。阉人歌手即使有一副好的歌喉,但仍然是一个畸形人。自然界即使也会产生畸形儿,但仍然是好的。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

马克思从分析新闻检查制度的本质入手,“新闻出版自由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符合,而书报检查制度则同新闻出版的本质相矛盾,难道这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精神生活的外部限制不属于这种生活的内在特性,外部限制否定这种生活,而不是肯定它,难道这还不明白吗?

要真正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辩论人就应当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而他不来证明这一点,却去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为了消除产生恶的可能性,他消除了产生善的可能性而实现了恶,因为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然后,反戈一击,“因此,在没有人向我们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中产生的以前,我们就一直要把受检查的报刊看作坏报刊。

就算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的本性是不可分的(虽然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戴着镣铐出世的),那么,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官方享有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即书报检查本身,也需要受检查。除了人民的报刊,还有谁能检查政府的出版物呢?”

马克思用了一大段排比句强烈抨击书报检查制度的不合理性,“书报检查制度没有消灭斗争,它使斗争片面化,把公开的斗争变为秘密的斗争,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以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为基础的真正的书报检查是批评。它是新闻出版自由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审判。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渍当作太阳上的黑子,把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作数学作图,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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