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教授由上一讲提到的案例的话头，对功利主义哲学（Utilitarianism）的代表人物边沁其人其事做了简要介绍。（有关边沁的详细资料可参考边沁主义网站：http://www.benthamism.cn/index.asp，其生平简介及功利主义概念可参考维基百科相关条目：http://zh.wikipedia.org/zh-cn/%E6%9D%B0%E9%87%8C%E7%B1%B3%C2%B7%E8%BE%B9%E6%B2%81#.E5.8F.82.E8.80.83.E8.B5.84.E6.96.99，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A%9F%E5%88%A9%E4%B8%BB%E4%B9%89，百度百科相关条目：http://baike.baidu.com/view/127647.htm，http://baike.baidu.com/view/230861.htm，——引者注）。
功利主义主要内容：不论是个人或政治道德，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为了将大众的福利、集体的幸福最大化，或在快乐和痛苦之间找到平衡点，一句话，效用最大化。（The highest principle of morality, whether personal or political morality,is to maximize the general welfare, or the collective happiness,or the overall balance of pleasure over pain;in a phrase, maximize utility.）
Bentham通过以下推理得出这一原则: 我们在痛苦与幸福的主宰下生活，他们就像统治我们的君主，所以任何道德体系都要将这两点考虑进去。（We’re all governed by pain and pleasure, they are our sovereign masters, and so any moral system has to take account of them.）
怎样纳入才最好呢? 通过最大化。这就产生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条准则。（How best to take account? By maximizing. And this leads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具体应怎样最大化呢? 边沁告诉我们：幸福，或者更准确地说，效用……，作为一条准则，效用最大化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时还适用于集体和立法者。（What exactly should we maximize? Bentham tells us happiness, or more precisely, utility… maximizing utility as a principle not only for individuals，but also for communities and for legislators.）
边沁问：“集体究竟是什么?”，它是构成这个集体的个体总和，所以在制定最佳政策，决定法律应该怎么制定，在决定什么是公正时的时候，公民以及立法者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将此政策的所有利益加总减去所有的成本，我们要做的就是平衡幸福和苦难后，找到最大值，这就是效用最大化的主旨所在。（”What, after all, is a community?” Bentham asks. It’s the sum of the individuals who comprise it. And that’s why in deciding the best policy, in deciding what the law should be, in deciding what’s just, citizens and legislators should ask themselves the question.if we add up all of the benefits of this policy,and subtract all of the costs, the right thing to do,is the one that maximizes the balance of happiness over suffering. That’s what it means to maximize utility.）
通常，这种功利逻辑被命名为成本收益分析，一直以来被企业和政府采用。它给所有的东西赋予价值，通常用美元来明码标价，体现不同方案的成本以及收益的效用。（and it often goes, this utilitarian logic,under the name of cost-benefit analysis,which is used by companies and by governments all the time.And what it involves is placing a value,usually a dollar value, to stand for utility on the costs and the benefits of various proposals.）
桑德尔问学生：你们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案例一：捷克共和国烟草征税案
最近，在捷克共和国，有人提议增加吸烟的消费税。一家叫Philip Morris的烟草公司在捷克拥有庞大的生意。他们委托做了个研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结果发现，公民的吸烟行为可以让政府获益。那么 他们如何获益呢? 固然捷克政府的公共财政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由吸烟导致的疾病，会增加政府的医疗支出。但另一方面，这也产生了正面影响。这些影响在总账的另一边加总，绝大部分正面影响是政府从烟草产品销售中得到的各种税收收入，但其中也包括由于公民早逝政府得到的医疗储蓄、以及退休金支出（政府不必支付退休金），并且还节省了年长者的住房支出。综合考虑所有的成本及收益后，Philip Morris的调查发现捷克政府的公共财政净收益为147万美元，考虑到住房、医疗和退休储蓄，政府可从每名因吸烟而早逝的公民身上获益1200美元。媒体批评Philip Morris公司，公司为这样无情的数字表示了歉意。
你可能会说，这里缺少的是人的价值，那如果把人的价值也考虑进去会怎么样？
案例二：福特斑马车案件（Ford Pinto case）
20世纪70年代，福特斑马车很受欢迎，但它本身却存在问题，油箱安装在汽车的后部，追尾碰撞时，油箱爆炸导致有人死亡、重伤。这些事故的受害者将福特告上了法庭。在庭审中发现，福特早已知道油箱的瑕疵，并做了成本收益分析，看看加上能够保护油箱的特殊挡板以避免其爆炸是否值得。
他们做了成本效益分析。每增加一个零件以提高每部斑马车安全性能的成本估计11美元，一共有1250万辆轿车和卡车，这样提高安全性能的总成本是1亿3千700万美元。他们还计算了用这笔钱来生产出更安全的汽车后所获得的收益。他们将死亡人数定为180人，每人补偿20万美元；受伤人数为180人，每人赔偿67000美元；2000辆汽车被更换，那些没有安全装置的汽车将被销毁，每辆700美元，这样算出总收益为4950万美元。（在这里将benefits译为收益，不解。）因此，福特公司就没有安装该装置。当福特公司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法庭呈上时，陪审团感到震惊。
这是功利主义的一个明显的反例，因为福特公司在计算成本效益的时候把生命价值计算在内。
桑德尔教授问学生谁来为成本收益分析辩护?
学生Julie：他们是为生命价值贴上价格标签，他们没有将家人的痛苦和精神损失之类的算入其中。家人不止经济受损，他们还失去了挚爱的亲人，这可远远不止20万美元能衡量。
桑德尔先生又问了：那你认为20万美元远远不够 ，你认为更合适的数字是多少?
回答：我肯定无法给出一个数字，我认为这种分析不应该应用于人类生命的议题上，它不能单纯以金钱来计算。
桑德尔先生替学生总结：不是他们估算的数字太小，而是生命的价值根本不应该以金钱来计算。
桑德尔先生问：让我们再听听别的意见。这时台下一个声音冒出来，“你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你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桑德尔教授又重复了一遍。（哄堂大笑）
学生Voytek：人类生命价值可能可以用数字来计算。
桑德尔教授问：有没有人认为在个案例中，用成本效益分析是合适的？是不是数值越准确越好？
学生Raul：如果福特公司以及其他汽车公司不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他们最终会走向破产。因为他们无法实现盈利，数百万人将无法开车上班，赚钱养家糊口，养活孩子。因此，我认为，如果不用成本效益分析，会损害大部人的利益。
案例三：是否禁止开车使用手机
最近，关于开车是否使用手机这个问题，引起一些争论，争论是否禁止开车使用手机。数字显示 每年有2千人因为开车时使用手机引起车祸而丧生。而哈佛的风险分析中心所做的这项成本收益分析发现使用手机的好处。和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使用手机使人们能够有效利用时间， 而不是浪费时间，能够在开车时谈成生意，或者和朋友聊天，这些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正暗示了用金钱来衡量生命是错误的吗?
学生Raul：我认为如果大多数人想从某一行为中得到最大效益，比如使用手机及其带来的便利，那么为了让他们满意，牺牲是必须的。
桑德尔教授：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哄堂大笑）如果要决定是否禁止使用手机，要给生命开出多大的筹码呢? 大体说一下，会是多少? 假设有2300人死亡，你需要给生命开出一个价位，以此来决定是否要通过禁止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以避免车祸的发生，那么，你直觉是多少?
功利主义的整个理论认为，政策和法律的公正基础就是效用最大化。有多少人不同意将功利主义运用于法律和公共利益？有多少人同意？
好，同意比不同意的多。让我们听听批评的声音。
学生Anna：你不能说因为某人属于少数派，他们的利益和需求就不如多数派有价值，所以我对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准则有异议。那些属于少数派的人怎么办呢? 这对他们不公平。他们想表达，却没有话语权。
桑德尔教授：Anna关于少数人的担忧，谁有解决办法?
学生Yang-Da：就个体而言，少数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他们人数多一点而已。在某一时刻，你不得不做出决定。对不起啊，那些占少数的人，有些时候，为了大多数人谋求更大的利益。
桑德尔教授：更大利益。Anna，你怎么说? 你能否举个例子？
学生Anna：就举个我们讨论过的例子吧。例如，那个船只失事的案件，那个被吃掉的男孩拥有和其他人同等的生存权利，只不过在本案
中他成了少数派，因此生存的机率就降低了，但这并不表示其他人获得了吃他的权利，仅仅是为了给更多人活下去的机会。
桑德尔教授：也许少数派也有一定的权利，不应该拿他们的个人利益，来换取多数人的利益。是吗，Anna?
案例四：在古罗马，为了娱乐而把基督徒扔进斗兽场和狮子抗争。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算法，被扔进去喂狮子的基督教徒固然极度痛苦，但罗马人累加起来的快乐远远超过了这点痛苦。
看来，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分成了两派。一派的观点是要考虑是否要充分尊重个人权利或少数派的权利（One has to do with whether utilitarianism adequately respects individual rights or minority rights）；另一派的观点是考虑到怎么把整体的偏好和价值加起来（the other has to do with the whole idea of aggregating utility or preferences or values.）。是否有可能把所有利益加起来，换算成美元价值？
案例五：20世纪30年代，有个心理学家试图解决第二个问题。他试图证明功利主义所做的假设是可能的，即我们可以将所有商品、价值、人文关怀用一个统一的单位度量。于是他对领取救济的年轻人进行了问卷调查。他给了他们一份痛苦体验的清单，然后问他们，“给多少钱你才愿意承受下列体验? ” 比如,给多少钱你才愿意拔掉一颗上门牙? 给多少钱你才愿意割掉一个小脚趾?或者愿意吃一条6英寸长的活蚯蚓? 或者愿意到堪萨斯的农场去度过余生?（为什么堪萨斯的农场作为一个选项——不明白） 或者愿意徒手去掐死一只流浪猫?
最昂贵的是去到堪萨斯的农场去度过余生，必须给他们30万美元。
第二位是吃蚯蚓!你得给他们10万美金他们才愿意吃蚯蚓。
最便宜的是哪一项? 大萧条时期，给4500美金人们就愿意拔掉上门牙。
下面就是桑代克从他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切存在的需求或满足均以某种量的形式存在，所以一切皆可度量（Any want or a satisfaction which exists exists in some amount and is therefore measurable）。
桑代克的研究是否支持了边沁的观点，即一切物品、一切价值均可用一个统一的度量单位加以衡量。
抑或说，清单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痛苦恰恰否定了边沁的观点，也许生命、堪萨斯农场度过余生、吃蚯蚓，还有人类所珍视的东西并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度量单位加以衡量? 如果不能衡量的话，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理论该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