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者按】在这一讲中，桑德拉教授援引了功利主义代表人物穆勒所著的《功利主义》中的一些言论。徐大建先生曾翻译了《功利主义》一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为能更准确理解穆勒的观点，我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功利主义》，个人以为，徐先生的译文显然更通顺、严谨，因此，凡讲座中直接援引穆勒原话的，我就照抄徐先生的译文。
上堂课我们讨论了一些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观点。我们在讨论中提出了两种批判意见。
objection to utilitarianism:
——fails to respect individual rights.
——No possible to aggregate all values and preferences
Ⅰuseing a single measure like ＄＄
Ⅱ isn’t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 pleasures?
第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功利主义只关注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没有充分尊重个人权利。
案例一：酷刑和恐怖袭击
今天，我们将讨论与酷刑和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假设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在9月10日被逮捕了，你有理由相信这个嫌犯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情报，它牵涉到一场可能会夺走3000人生命的恐怖袭击，但你无法得到情报。为了获取这些情报，对嫌犯施以酷刑公正吗？还是应该反对酷刑，无条件坚守道德底线，以尊重个人的权利?（前几年《读书》上有一篇文章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今年美国电影《Unthinkable》，译为《战略特勤组》，讲的就是类似的故事——摘录者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可能聚合一切价值或偏好（aggregate all values and preferences）。
大家还记得，我们曾讨论过一些成本收益分析的例子，但许多人对于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满意，因为这种方法以货币来度量人的生命，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二种批判观点，即是否一切价值都能用一个统一的单位度量？换句话说，是否一切价值都是可度量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案例二：“圣安妮女生，50便士一夜”（“St. Anne’s Girls, 50 Pence A Night.”）
多年以前，我在英格兰的牛津大学读研究生，那里有男子学院与女子学院。当时男生女生不住在一起，而且女子学院明文禁止留宿男士。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规矩很少强制执行，常常有人违规，要求放宽这些规矩的呼声与日俱增，于是学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所全女子学院，年长的女教员是传统派，她们反对改变传统，但是，但时代已经变了，她们提不出真正的反对理由，因此她们运用功利主义的理论来说明她们的观点。她们这样说，“如果留宿男士，学院的开支就会增加。”
“怎么增加?”你也许会问。
“嗯，他们要洗澡，会把热水用完，而且，我们将不得不更频繁地换床垫。”
改革派吸收了这些观点，并提出了以下折衷方案：每位女子每周最多可以留宿男士三次，至于同一男士还是三个不同的男士，没有说明。根据这个折衷方案，男士须支付50便士以弥补学校的成本开支。
于是，第二天，英国的各大报纸上就出现了头条新闻——“圣安妮女生，50便士一夜。”
这又一次表明了很难对一切价值进行衡量。在这个案例中，将某种道德观念转化成功利主义的表达方式。这说明了我们对功利主义的第二种反对意见，从而否定了功利主义的以下观点：一切价值都可用统一的度量单位加以衡量，一切价值都可以测量比较，一切道德观念都可以用货币衡量。
我们所思考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关于聚合一切价值和偏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权衡各种偏好时没有评估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对高级乐趣与低级乐趣加以区分吗?
对人们的偏好不作任何定性区分的部分原因在于这样做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并且完全平等。边沁的功利主义观认为，每个的人的偏好都一样，不管人们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也不管使不同人感到幸福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无非就是快乐或痛苦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所谓“更高雅的乐趣或更崇高的美德”，在边沁看来，无非就是一种能产生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多的快乐的东西。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表达这种观点，只要乐趣在量上相等，那么图钉游戏与诗歌并无区别。什么是图钉游戏?那是小孩子玩的一种游戏，一种无聊的活动。“无聊游戏与诗歌并无区别”，边沁如是说。
这种观点体现了如下理念：从本质上区分谁的快乐更高雅更有价值或更好是不合理的。这种不作区分的做法颇有吸引力，毕竟有的人喜欢莫扎特，而有的人则喜欢麦当娜，有的人喜欢芭蕾，而有的人则喜欢保龄球。边沁主义者也许会说，谁敢说这些快乐哪一个比哪一个更高级、更有价值、更高贵呢? 但是，这种不作定性区分的做法是正确的吗?难道我们就可以忽视下面这种观点吗？即让我们快乐的东西比其他人的要更好、更有价值?
回想一下斗兽场上罗马人的那个例子。这一做法（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中）困扰人们的地方在于似乎侵害了基督徒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于罗马人的快乐是从残忍血腥的场面中获得的，这种快乐就是低俗的、堕落的、可耻的吗？这种快乐也应该包括在社会的总体福利当中吗?以上就是对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批判。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批判的反批判。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试图对这些批判进行回应，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否对这些关于功利主义的批判给出令人信服的回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也译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生平和思想简介可参考：http://zh.wikipedia.org/zh-cn/约翰·斯图尔特·密尔，http://baike.baidu.com/view/344841.htm）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一位神童，3岁就懂希腊语，8岁就会拉丁语，10岁写了《罗马法的历史》。20岁那年他神经失常了，这让他患了5年的忧郁症，但25岁那年他遇见了哈里特·泰勒，这帮他摆脱了抑郁症。他们结了婚，一直都过得很幸福。
正是在泰勒的影响下，穆勒试图将功利主义人性化，将功利主义的演算进行扩充和修订，把人道主义关怀，如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纳入其中，并且对高级乐趣与低级乐趣也进行了区分。1859年，穆勒写了一本关于自由的名著（《On Liberty》（《论自由》），严译《群己权界论》）。其主要内容是阐述了捍卫个人权利与少数派权利的重要性。1861年当他接近生命的终点时，写了《功利主义》一书。他在书中阐明了效用是衡量道德的唯一尺度。在他看来，他并不是在挑战边沁的理论，而是在证实边沁的理论。他非常明确地写道：“要证明任何东西值得欲求，唯一可能的证据是人们实际上欲求它。”（徐大建译）可见他认为，我们真实存在的欲望是道德判断的唯一依据。但随后在第2章第8页，他又认为，功利主义者能够区别高级乐趣与低级乐趣。功利主义者是如何把高级乐趣同低级的、卑鄙的、可耻的乐趣区别开来的?
穆勒这里有个测试：既然我们无法违反功利主义假说，置身实际欲望、实际偏好之外，判断乐趣的高雅低俗的唯一测试就是一个两者都体验过的人会如何偏好。穆勒指出：“就两种快乐来说，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对这回种快乐都有过体验的人，都不顾自己在道德感情上的偏好，而断然偏好其中的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欲求的快乐。”（徐大建译）
就两种快乐来说，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对这爵种快乐都有过体验的人，都不顾自己在道德感情上的偏好，而断然偏好其中的一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欲求的快乐。
人们怎么看这一论点？有多少人认为，它在功利主义的框架中成功地区分了高级和低级的快乐？有多少认为他没有成功区分？
桑德尔教授播放了3段视频。第一段是哈姆雷特的自白，就是那段“人，是多么伟大的杰作！”云云。第二段视频是名为“Fear Factor”的节目，有点类似挑战极限，竞赛选手参加了象高楼蹦极、坐在一辆坠入水中的车子里、与蛇之类的动物亲密接触等竞赛，总之是相当刺激、另类的体验。第三段视频是《辛普森一家》的片段。
结果，超过半数的人喜欢《辛普森一家》，超过莎士比亚。
问题：哪一种体验最快乐或乐趣值最大？
如果利益就是人们的偏好，这就是个相对概念，不存在客观定义，那么就一定有偏好《辛普森一家》的群体存在。任何人都能看懂《辛普森一家》，但是想要同样地理解莎士比亚，就需要经过教育。
要接受教育，才能欣赏更高层次的事物。穆勒的观点正是高层次乐趣确实需要通过培养、欣赏和教育才能体会，他不否认这点，但是一旦经过培养教育，人们将不单单发现高级乐趣和低级乐趣的区别，而且将由衷地偏好高级乐趣。关于这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有句名言：“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那个傻瓜或猪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那个方面的问题。” （徐大建译）
至此，你已试图去区分高级和低级的乐趣。因此，是去艺术博物馆，还是在家窝在沙发上喝着啤酒看电视。穆勒承认，有时，我们可能会屈从于诱惑，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做电视迷。但即使在我们出于怠惰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博物馆里凝视着Rembrandts（伦勃朗）的作品时，那是更高级的乐趣，因为我们已经体验过这两种乐趣，观赏Rembrandts就是高级乐趣，因为它展现了人类更高级的才能。
穆勒怎样回答有关个人权利的争议的呢？“任何理论若试图确立一种想象出来的不是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标准，我都会表示质疑。”（徐大建译），但他仍认为，“基于功利之上的正义乃是一切道德的主要部分，而且绝对是最神圣最具约束力的部分。”（徐大建译，I account the justice which ih grounded in utility to be the chief part and incomparably, the most sacred and binding part of all morality.）所以，因此，公正是更高级的，个人权利是优先的，但这并不能出于功利主义假设之外的理由。“由此可见，正义是某些道德要求的名称，从整体上说，这些道德要求在社会功利的范围内比其他任何道德要求的地位都高，因此也比其他道德要求具有更加重大的义务性；当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某个其他的社会义务非常重要，以致可以否决任何一个一般的正义准则。”（徐大建译）因此，正义是神圣、至高的，且享有特权，无法与低级事物轻易交换的。穆勒认为，不断进步的人类的长远的利益，最终都可归结于功利主义。
如果我们秉持公正，尊重权利，从长远来看，整个社会会发展得更好，这令人信服吗？尽管穆勒没有承认，但他说存在着性质上更高级的快乐，以及个体权利圣而且极其重要，这已经超出了功利主义的范畴了。
我们还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就权利和公正而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了解其他非功利主义解释权利基础的方式，然后才能思考它们是否成立。
边沁死于1832年，享年85岁。但你如果去伦敦，还可以见到他。他在遗嘱里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伦敦大学，伦敦大学对其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并陈列在一个玻璃柜子里。在边沁去世之前，他身体力行了他自己的哲学——一个死人对活人有何用处？他说：“一个用处是可以贡献于解剖学。”但对于伟大的哲学家来说，更大的用处是保存他的原貌，以激励后世历代的思想者。你们想看被填充了的边沁什么样吗？如果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他的头防腐工作并不成功，这个头其实是蜡做的，真正的头在一个托盘上，放在两脚间。伦敦大学学院理事会在开会时，都会把他带上，会议记录上写着：“他到场但未参与表决。”这就是一位生前身后都谨守自己哲学原则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