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是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台北县围绕着台北市，人口约330多万，人口密度全省最高，是超级大县。由于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的缘故，台北市和台北县在台湾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历次选举中兵家必争之地。

大都市派系疲软

　　台北市有许多传统的地方派系，如南港阙家、大安周家、北投陈家，等等。其中南港阙家的势力较大。阙家前任掌门人阙山坑的儿子阙河源、侄子阙河渊曾任“市议员’’，阙河渊的婶婶谢英美已经连任七届“市议员’’，她的丈夫阙山镒据说是位“大哥级”的人物，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北投陈家在“市议会’’里拥有陈雪芬和陈进祺两员大将。在台北“市议会’’里，郭石吉、吴碧珠、陈胜宏、王昆和、李金璋等人分别是士林郭家、士林吴家、社子陈家、南港王家、南港李家的代表。历史上，台北市的地方派系势力不止这几家，有的已逐渐退出政坛，如文山高家、大同杨家等。

　　在众多的派系小山头中，有一座大山头引人注目，那就是台北“市议会议长’’陈健治。陈健治出身内湖地方望族，24岁就当上台北市最年轻的“市议员’’，他曾经担任过两届“副议长’’和两届“议长’’。在台北市政界根基雄厚，被称为“内湖王’’。陈健治在“市议会’’里一直是都市计划委员，对于都市建设计划的变更，陈健治比别人早知道，于是，他针对市政建设计划投资购地，随着台北市的开发和发展，他的腰包就胀了起来。陈健治与李登辉的关系良好，1989年，在李登辉的支持下，陈健治将对手陈炯松挤下台，成为“市议会议长’’。

　　台北市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外来人口多，选民的政治素质较高，自主意识强，地方传统派系在选举中难以发挥作用，事实上，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台北市传统的地方派系势力已经瓦解。

群雄并立各乡镇

　　在台北县，淡水河是台北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支流大汉溪、新店溪、基隆河等将台北县分割成几个区域。台北县的人口一半以上的外来人口，地理条件、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复杂性使台北县难以产生全县性的政治派系，地方政治势力呈现同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格局，大多数派系的势力范围仅局限于某一乡、镇、市。

　　台湾光复初期，台北县有四大家族，即板桥林本源家族、瑞芳李建兴家族和颜云年家族、芦洲李秋远家族。板桥林家和颜云年家族对政治不感兴趣，李建兴家族和李秋云家族则是台北县政坛的重要力量。随着时代的变迁，四大家族逐渐为分布于各乡、镇、市的各个山头所取代。

　　在新庄市，国治派与联合派对垒。国治派由前任“镇长’’陈国治领军，陈国治曾连任五届“镇长’’。国治派得势时，谢美忠、简盛义、陈桂香等干将分别在“立法院’’、“省议会’’、“县议会’’占据席位，目前在台面上只剩下简盛义。简盛义虽因卷入台湾银行购置官舍弊案被判刑12年，但仍在1994年当选“省议员’’。郑建邦、郑余镇父子联合其他派系对抗国治派，形成了联合派。

　　在中和市，林江派、吕派和游派三足鼎立。林江派的头面人物是“省议员’’江上清和“立法委员’’赵永清。江上清和赵永清二人实际上亲兄弟，江上清兄弟的父亲赵长江于1980年当选增额“国民大会代表’’，直至1992年退职。他和林德喜共同创立了林江派。赵长江的夫人本姓吕，是前中和乡“乡长’’江贵元从中和三大家族之一吕家收养的女儿，赵长江入赘江家，这样，江上清从外祖父姓，赵永清从父姓。二十年来，赵家始终有两人同时担任“乡（市）长’’和“中央民意代表’’。赵永清力图摆脱派系，与吕派、游派维持良好的关系，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赵家与吕家有姻亲关系，在赵永清的帮忙下，称赵永清母亲为姑婆的吕氏家族成员吕学图当选二届“立委”。赵永清还和游氏家族的“县议员”游诗源结拜兄弟。中和吕派主要指南势角吕家，老大吕芳契曾任“台北县议会议长”、唐荣公司董事长，老五吕芳烟曾任台北县“议员”。五兄弟早年分别在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各兵种服役，退役后都在中和市义警中队担任职务，被称为“五虎将”。中和游派的头面人物分别是“县议员”吕芳烟和前“省议员”游任和、前“立委”游明财。

　　永和市的地方派系势力主要是大、小陈派。领导人分别是陈新樯和陈金让。陈新樯曾担任“市民代表会主席”，因陈新樯年龄较大，故一派系被称为大陈派，陈金让系统则被称为小陈派。陈金让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第，1972年当选“国代”，连任至今。历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他早年从事建材业、建筑业，具有商人的务实性格，擅长政治行情的判断，有人说他算选票比算钞票还精。在政坛上以折冲、协调见长，也有人认为他宽厚有余，威猛不足。陈金让在担任“国民代表大会秘书长”期间，不辞辛劳，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积极推行李登辉的“宪政改革”。

　　五股林家，三兄弟政商齐进，逐渐形成一大派系。林家三兄弟中，林哥林志卿和二哥林志诚专心做生意，支持小弟林志嘉在政界发展。林志嘉现年42岁，博士学历。曾任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国民党政策研究工作主任。林志嘉虽然在政界打滚，但一直保持读书人的气质。他是“立法院”出席率最高的“立委”之一，别的“立委”可能唯恐避之不及的各种会议，他都饶有兴致地参加。作为负责“立法院”党团运作以及同在野党周旋、沟通的“党鞭”，从没有人见过他拍桌子、大声呵斥，民进党前“立委”卢修一评价他是一个斯文人，温和理性。林氏三兄弟的父亲林大坤曾任五股乡“乡长”、乡民代表会主席多年，临终前，交代林志嘉 “要好好做县长”，从此台北县“县长”就成为林志嘉政治生涯的一个梦。林志嘉虽然被视为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但林家算不上大的派系，得不到其他派系的支持，致使林志嘉的“县长梦”屡屡碰壁。1993年，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林志嘉将“县长”候选人提名让给“三重帮”的蔡胜邦。四年后，国民党提名“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谢深山参选台北县“县长”，眼看自己多年的努力将要化成泡影，在党内一向是“乖乖牌”的林志嘉忍无可忍，退党参选，结果落败。

　　麦家是淡水镇的派系势力，它以信用合作社为派系的运作中心。早年麦家把持的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与板桥信用合作社分别是台北县两大金融中心。麦家的领导人麦春福曾任“台湾省政府委员”。1994年底，麦家支持的陈照郎当选“省议员”。

　　前“立委”郑逢时是也是台北县政界的一位活跃人物。他崛起于瑞芳板桥一带，26岁便当选“县议员”，历任二届增额“国代”、二届“立委”，他的秘书石琼文1991年当选二届“国代”。郑逢时与罗福助、前台北县“议长”许再恩、华隆集团老板翁大铭关系交情不浅，与台北县其他以乡镇市为势力范围的派系不同，郑逢时这一派系有可能成为具全县影响的派系势力。1994年10月，台北市调查处为侦办洪福证券公司违约交割案，至翁大铭住处搜查，郑逢时与两位“立委”侯海熊、叶宪修前往表示“关切”，与调查员发生冲突。1997年9月，被台北地方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此案现正在二审中。

“三重帮”灸手可热

    　六、七十代台湾经济的起飞和快速发展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富豪，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是靠房地产业、建筑业起家。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台北地区一些新兴的富豪挥师进军政界，叱咤风云，挥斥方遒。其中以“三重帮”﹑海山集团﹑罗福助家族等较为典型。

　    立足三重市、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起家的“三重帮”是台北县实力最强大、财力最雄厚的地方派系，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其影响力从权力中枢到地方一条鞭式地延伸，是台北县各地方派系中进军“中央民间代表机构”等政坛要津人数最多的族群。早期“三重帮”的核心人物是“县议员”蔡诗祥、陈两传、陈万富、前“台北县长”邵恩新。蔡诗祥素有“三重杜月笙”之称，在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

  　  “三重帮”的开山始祖之一陈万富早年以卖菜为生，人称“卖菜富仔”，后来改开碾米店，娶妻林阿满。陈万富发财后，就去参选乡民代表，从此步入政坛。1982年3月，陈万富才当上台北县“议长”十天，就因涉嫌贿选而被捕。四年后，改判无罪。1989年，因为在台北“县长”候选人党内提名中被内定人选李锡锟击败，一气之下他宣布退党，经过协调，他才取消退党决定。1990年，他再度角逐“议长”一职，遇到强劲对手许再恩而落败。1997年，75岁的陈万富不甘寂寞，准备参选台北“县长”，因不满没有列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台北“县长”提名建议名单，第二次宣布退党。陈万富虽仕途不顺，但他在“三重帮”的地位为陈家的第二代走上政界打下了基础。1992年，陈万富的儿子陈宏昌、女婿刘炳华双双进入“立法院”。陈宏昌于1995年再度当选“立法委员”。

 　   陈万富的小舅子，即林阿满的三个兄弟林王堉琪、林堉璘、林荣三三兄弟年轻时，父亲去世。三兄弟便挑起了赡养母亲、照顾四个姐姐的担子。在父亲留下的二公顷田、一家碾米厂和杂货店的基础上，开始了他们创业奋斗的历程。在积累了一些资本之后，他们购买了大量土地。1964年林氏三兄弟成立宏图建设公司，投资土地与房地产、建筑业。随着地价的飙升，三兄弟的财富成几何级地增长，家族生意越来越庞大。60年代后期，三兄弟分家经营。如今三兄弟都是台湾排名一百名以内的百亿级富翁。

　    林家老大四十多岁就过世了，其产业由妻子林谢罕见和儿子林鸿道、林鸿明、林鸿志掌管。林谢罕见是台湾企业有名的女强人，曾被评为台湾十大女企业家。林家老大旗下的事业除宏图建设外，还有希尔顿饭店、中联信托、四海工业专科学校、宏图影视、《大成报》等等。

　    林谢罕见的弟弟谢隆盛于1980年当选增额“国代”。在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一向支持李登辉，为李登辉权力的巩固出力甚多，是李登辉的亲信。在李登辉的“修宪工程”中，他始终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多次在“国民大会”与反对党大打出手。有一次在混战中眼球破裂出血，送医院急救。他这种奋不顾身﹑甘冒矢石的“傻劲”深得李登辉欢心，谢隆盛因此在政坛上平步青云，身兼“国民大会”副议长、国民党“国民大会”党团书记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要职。

　    林家老二林堉璘拥有宏泰建设集团、旗下包括宏泰建设、宏扬建设、财将租赁等等，参与投资安泰银行、华侨银行、亚洲信托等。平时较少露面，默默地赚钱。他的女儿林碧蕙嫁给了前高雄市“议会议长”陈田锚的弟弟陈田文。

　    在林家三兄弟中，林堉璘最有钱，林荣三则最有权势。1975年，国民党找林荣三竞选“立委”，以对抗党外人士郭雨新，林荣三从此跨入政界。1980年，他当选增额“监察委员”。林荣三的联邦集团除联邦建设、联邦银行、联邦商业外，借台湾当局开放报禁之机，逐渐控制了《自由时报》，提出了“台湾优先，自由第一”的办报理念，为李登辉的分裂行径摇旗呐喊。《自由时报》因此被视为“总统府”的公报，外界戏称这份报纸是给“优客李（登辉）林（荣三）”看的。1992年初，林荣三当选“监察院副院长”。在台湾舆论界人士的眼中，“监察委员”相当于古代的御史大夫，风骨嶙峋、两袖清风是古御史的典型形象。一个腰缠万贯、学历不高的人要担任“监察院副院长”，再加上“三重帮”是权势与金钱结合的象征，这种事实让民众接受不了，一时间，舆论界争相质疑。一年后，“监察院”改选。李登辉给他安排了“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头衔。

　    陈两传的幸福集团是“三重帮”内另一重要阵地。陈两传在政治支持对象方面与林荣三截然相反。1990年三月政争时，陈两传曾将办公室借给蒋纬国、林洋港等人开会。

　    林氏三兄弟的三个集团、陈两传的幸福集团、蔡诗祥父子的吉安建设集团、陈万富的同顺建设集团，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政商集团。李登辉时期，“三重帮”依恃雄厚的财力进军政坛，并和最高阶层建立了亲密关系，由此成为灸手可热的地方派系势力。

 　   台湾房价居高不下，社会大众对房地产业者、建筑业者的印象极为恶劣。因此尽管“三重帮”权势煊赫，但是外界风评不佳，“三重帮”的所作所为、行事风格备受非议。陈万富除了“议长”贿选案外，在担任芦洲乡“乡长”任内，没有按照“县政府”核定的设计图整顿公有市场，反而在市场周围增设十个摊位，被移送惩戒，遭到撤职。在社子岛堤防基桩弊案中，承包商偷工减料，基桩短了一半。案发后，虽然只有“市议员”陈振芳被判刑，但是，外界认为“市议员”陈政忠，也就是林氏兄弟姐姐林尽的长子也难脱干系。1994年8月，台北县陆续发现辐射屋，经调查，这些辐射屋所用的辐射钢筋有一半以上出自欣荣钢铁，其负责人林荣茂是林家三兄弟堂兄林来进的儿子。

 　   “三重帮”靠着炒地皮起家，从商界进入政界，也留下了一桩桩丑闻，它走过的路也是一部台湾新一代政商暴发户的成长史，可以说，“三重帮”是台湾金权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1993年，“三重帮”大老蔡诗祥的儿子、二届“立委”蔡胜邦出马竞选台北“县长”，获得了李登辉的强力支持，李登辉数次为他站台助选，但是，台北县民对金权政治的乱象已是心存反感，他们担心，如果让“三重帮”成员上台，那么台北县的地皮岂不是要炒翻天？结果，蔡胜邦只拿到了40万选票，输给了在任“县长”尤清。

刘炳伟包山包海

    　刘家、郭家和邱家在板桥市三足鼎立，三家都是由建筑商集团衍生的派系势力。

    　邱家的经济基础是板桥信用合作社，为邱荣隆所创，现由他的儿子邱明政负责。板桥信用合作社是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之一，除了信用合作社之外，邱家还以土地和建筑业为主要财源。以前，邱家支持前“立委”吴梓等人。

    　郭派势力形成于前“国代”郭政一在板桥“市长”任内，这一派系也是以建筑业和金融业为事业基础。

  　  刘家的创始人是前任板桥“市长”刘顺天，前“立委”蔡友土属于这一派系。刘派的掌门人是刘顺人的儿子、台湾省“议会议长”刘炳伟。刘家通过与联姻与“三重帮”结盟，刘炳伟之弟刘炳华与陈万富之女陈雪凤结成连理，为刘家势力的发展增添了一大助力。

 　   这几年，在刘炳伟的努力下，板桥三大派系逐渐合流，抛掉政治纠葛，共同谋求经济利益，三家共同成立了海山证券公司，在建筑业、金融业领域内分工合作，势力日益壮大，形成了海山集团。在板桥，已无明显的派系纷争。

 　   在三派整合的过程中，刘家是主导者，刘炳伟是海山集团的核心人物。1994年，担任省“议会副议长”多年的刘炳伟扶正，成为“省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长”，这为刘炳伟以及海山集团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罗福助黑白通吃

    　罗家是台北县政坛的一股新兴势力，集“立法委员”、天道盟盟主这两种身份于一身，使得罗家家长罗福助在进入“立法院”的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

  　  在1984年台湾当局发动的清扫黑社会势力的“一清专案”中，罗福助以“文山帮帮主”和伪造文书两项罪名而被捕。在他被关押的台北看守所里，黑社会分子成立了“天道盟”，据罗福助自己说，成立“天道盟”的地点就在他的舍房里。后来，罗福助被移送绿岛管训。罗福助在被捕之前，就从事建筑业，积累了大量钱财。结束管训出狱后，他与杨登魁、吴桐潭等人勾结，吸收台湾各地不良帮派分子，扩大“天道盟”组织，同时，涉足商界，既经营海运、建筑、娱乐、酒家等行业，也插手赌场、地下舞厅等非法行业。到1996年，“天道盟”在台湾有14个分会，成员约5、600人，取代“竹联帮”成为台湾最大的帮派。近年来，不少“天道盟”重要成员通过选举，当上“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省市县“议员”等等。以前，在“一清专案”后，罗福助成为当局扫黑的目标。每次当局扫黑，他总要逃到国外。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91年，罗福助年仅23岁的儿子罗明才当选二届“国代”。三年后，另一个儿子罗明旭当选“省议员”。1995年，罗福助亲自上阵，成为台湾最高立法机关“立法院”的一名成员。

 　   进入“立法院”后，罗福助依然不改霸道的江湖作风，而一些“立委”为利用罗福助的势力，争相示好，助长了罗福助的气焰，使罗福助更加不可一世，对其他“立委”颐使气指。因此，每当朝野协商遇上难题时，国民党一定要叫上罗福助，以压住在野党的气势。1996年5月30日，“立法院”协商总预算案时，朝野原本就公共工程预算删减比率达成共识，无党籍“立委”张晋城代表“无党籍联盟”支持，话还没说完，罗福助就站起身来，掐住张晋城的脖子，随后，骂人的“三字经”、“五字经”、“七字经”全部出笼，足足骂了二十分钟。许多平时在讲台上大讲“人权”、“正义”、以痛骂官员为能事的“立委”吓得大气不敢喘，噤若寒蝉。掐颈风波引进了民进党以及无党籍“立委”的同声谴责，民进党“立委”蔡明宪在“立法院”开会时贴出了“罗大哥，放手走开吧”的海报，表达了部分“立委”的不满。

 　   三个月后，与罗福助有过冲突的“立委”廖学广被人绑架到林口，拘禁在狗笼中，狗笼中贴着“替天行道”四个字。获救后，廖学广一口咬定绑架事件是罗福助幕后指使。1997年3月，绑架案的主要嫌疑人郑信政落网，郑信政是“天道盟”的要角，据传是罗福助的干儿子。但郑信政一直否认与罗福助有关。因此，此案是否是罗福助唆使，还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

　    1996年11月后，在台湾当局清除黑社会势力的“治平专案”中，罗福助的弟弟罗宗荣因涉及六合彩签赌案被捕。

 　   四个月后，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前，国民党与罗福助协商换票。因为罗福助是无党籍人士，国民党希望罗福助能说服无党籍“立委”在各委员会支持国民党规划的程序委员人选，协助国民党取得过半数程序委员席次，而罗福助提出了国民党支持他竞选召集委员的条件。在国民党的安排下，罗福助当选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这一结果引起了“立委”们的强烈反弹，他们召开记者会，声明“拒绝在大哥的阴影下开会”，认为，罗福助担任司法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未来可能发生黑道帮派的精神领袖在台上主持会议，而负责执法的官员在台下受其指挥的场面。一位检察官发出声明指出，罗福助出任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就好象由美国的黑手党来管联邦调查局的预算，势必成为世界级的笑话。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抨击，罗福助一再撇清自己不是黑道，被移送管训是因为政治迫害。的确，罗福助从什么时候成为黑道分子，犯下了那些罪行，没有人能够提出确凿的证据。台湾情治单位暗示，他们已掌握了部分资料，但这些资料还不足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台湾前“司法部部长”廖正豪也只能建议他以“天道盟”精神盟主的身份感化道上兄弟。不管怎样，罗福助在黑道上的影响力是不容否认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同样，也不能否认，充满争议性的罗福助以及罗家在台湾政坛已养成了一定的气候。

 　   1997年“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推出了李登辉的爱将谢深山，力图收复失地，台北县的派系势力也都出钱、出力、出人，为谢深山抬轿，但还是不能夺回阵地。在板桥市，“省议会议长”刘炳伟、“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丰正以及郑逢时等人负责谢深山的竞选活动，为谢深山拉票，但国民党在这里输给民进党160000票。这显示了地方派系势力对地方的控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