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106]
写作背景：
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首次针对共产主义问题发表了评论，初步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所持的立场。1836年，英国爆发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事件波及到了德国。普鲁士报刊开始讨论英国罢工运动对德国的影响，由此掀起了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潮。……受此影响，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倾向的《莱茵报》也刊登了许多（主要是赫斯、魏特琳等人）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文章。但是，《莱茵报》很快受到了奥格斯堡官方报纸《总汇报》的污蔑和攻击，指责《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而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被普鲁士当局严厉禁止的。为了回应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指责，马克思撰写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简称“《奥格斯堡〈总汇报〉》”）予以回击，双方就“共产主义”的问题展开了论战。（《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奥格斯堡《总汇报》是当时德国奥格斯堡地区代表官方的主要报纸，在欧洲乃至世界都有广泛影响。该报主编赫夫铿公开指责《莱茵报》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否认无产阶级普遍要求改善生活地位的事实，认为共产主义并没有成为法国和英国的“严重问题”，同时又把无产阶级的要求比作18世纪“第三等级”向贵族提出的权力、财产平等等要求。他极力向普鲁士政府献媚，认为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否成为“严重问题”，而在于君主应该用有效的方式对思想加以控制，并指责《莱茵报》的自由主义倾向。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指责，初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文章，抨击了《总汇报》的观点，揭露了《总汇报》的虚伪。（《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
科隆10月15日。奥格斯堡报第284号实在不高明，它居然发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
这位奥格斯堡女人［注：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者注］的这种不像样子的幻想是不是公正无私的，她那活跃的想象力想出来的这种无聊的把戏是不是同投机勾当和外交手腕有联系，等我们引完了所谓犯罪事实之后，读者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该报叙述道，《莱茵报》的小品文专栏登载了一篇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107]，而且还加上按语说，这些报道“对于了解当前这个重要问题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根据奥格斯堡的逻辑看来，《莱茵报》“这样做就是在推荐一种不干不净的蹩脚货”。这样说来，如果我说“《靡菲斯特斐勒司》关于奥格斯堡报家事的报道［注：指1842年该杂志第1、2期刊登的《奥格斯堡<总汇报>丢尽脸面》一文。——编者注］对于了解这位自命不凡的夫人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就是在推荐奥格斯堡女人用来剪裁她的华丽服装的肮脏的“蹩脚货”了。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吗？（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的态度逐渐由改良转到激进立场上。也就是在现实和信仰的冲突中，民主主义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日益增长，而现实的物质利益难题也促使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思辨哲学，其理性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日益增加，这决定马克思必然会承认当前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所蕴含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才能真正显现出威力来。因此，马克思针对奥格斯堡人的攻击时反问道：“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吗？”这里的共产主义，指的就是贫苦工人。马克思认为，《莱茵报》不会因为共产主义这个事关人民利益重大问题在普鲁士政府那里没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而不予理睬。这反映了马克思和《莱茵报》的民主主义立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但是，奥格斯堡女人对我们的不理解感到愤怒是有道理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性的重要意义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欧洲广泛传播并成为普遍的事实，这对于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工人贫穷的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有着普遍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是涉及现实的重大问题，并肯定了共产主义思想对当前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及其背后反映的工人贫困的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法国等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还远未发展的封建德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性的重要意义了。”由此而言，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区域性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至少在此时的欧洲，共产主义已经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不久以前，该报的一位巴黎记者，一位谈论历史像糕点师谈论植物学一样的改宗信徒，竟异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奥格斯堡《总汇报》主编赫夫铿）极力向普鲁士政府献媚，认为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否成为“严重问题”，而在于君主应该用有效的方式对思想加以控制，并指责《莱茵报》的自由主义倾向。—《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现在，你们该明白奥格斯堡女人的愤怒了吧；她之所以绝不宽恕我们，原来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你们该懂得她为什么那样辛辣地讽刺我们了吧；她说：你们竟然推荐那有幸充当过奥格斯堡报的空话的时髦装饰的共产主义！
《莱茵报》受到责难的第二个原因是寄自斯特拉斯堡的关于在当地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共产主义演说的报道[108]的结束语；本来两位异母姊妹是作了分工的：莱茵省的这位报道斯特拉斯堡学者们的讨论情况，而巴伐利亚的那位则报道他们的伙食状况[109]。被控告的地方是这样的：
“今天中间等级的状况就好像是1789年贵族的状况，当时中间等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些特权；而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现在执掌政权的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今天中间等级在对付突然袭击方面比1789年贵族的处境要好些，应该期望问题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注：古·科尔布《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
西哀士的预言[110]应验了，第三等级成为一切，并想要成为一切，——关于这一点，毕洛夫一库梅洛夫、前《柏林政治周刊》和科泽加滕博士，总之，所有拥护封建制度的作家都满怀极其悲伤的愤怒承认过。 [111]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奥格斯堡《总汇报》是当时德国奥格斯堡地区代表官方的主要报纸，在欧洲乃至世界都有广泛影响。该报主编赫夫铿公开指责《莱茵报》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否认无产阶级普遍要求改善生活地位的事实，认为共产主义并没有成为法国和英国的“严重问题”，同时又把无产阶级的要求比作18 世纪“第三等级”向贵族提出的权力、财产平等等要求。马克思指出，不能无视英、法等国的事实，更不能无视德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随着英、法等国中等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德国也面临着享有特权的贵族在法国革命时的处境。不过那时在法国是中等等级要求享有贵族的特权，而现在的德国则是“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平等的权利，如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工人起义的要求。《总汇报》的态度实际是以敌视和沉默来规避普遍存在的事实。—《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即使没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112]（马克思虽然认为此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不具有现实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它看作单纯空想的言论，而是预感到了共产主义在彰显此时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844年6月，发生在德意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大起义证明了马克思的这种预测。—《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但在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冲击下，德国的一些社会观察者、新闻工作者及知识分子等越来越注意到德国下层群体的窘境: “过去长期被认为是贫困者固有的、稳定的困难已经发展成一种不断恶化的普遍贫瘠和无家可归”。他们开始借助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文献的灵感来考察这些问题，从而使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在德国获得传播，并引发讨论。—《“共产主义难事”的初始回答—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释读》）。奥格斯堡女人是否认为，她的不满和沉默已经推翻了当前的事实呢？这个奥格斯堡女人在逃跑时是粗野无礼的。她面对当前的棘手现象仓皇逃跑，并且以为，她逃走时身后扬起的尘土以及她在逃跑中出于恐惧而从牙缝里迸出来的恶言秽语，既能迷惑和搅乱当前的麻烦现象，又能迷惑和搅乱不动脑筋的读者的思想。
或许奥格斯堡女人是因为我们的记者期望那些无可否认的冲突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才恼怒的吧？或许她是因为我们既没有立即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也没有悄悄塞给惊愕的读者一篇十分清楚的关于不足为准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报道才指摘我们吧？我们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
但是，最亲爱、最尊贵的奥格斯堡女人！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们使我们了解到，现在德国独立的人很少，十分之九的有教养的青年都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向国家乞食，我国的河流未被利用，航运萧条，过去繁荣的商业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自由的制度在普鲁士推行得缓慢无比，我国过剩的人口无依无靠地流浪四方，在其他民族中作为德国人逐渐衰亡。然而，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既没有提出任何药方，也没有作任何尝试，去“弄清实现”那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切罪恶的伟大事业的“途径”！或许你们不期望和平解决吗？贵报同一号上寄自卡尔斯鲁厄的另一篇论文大概就暗示着这种思想。该文甚至就关税同盟[113]问题向普鲁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作难的问题：“可不可以认为，会产生像在动物园因吸烟而打架[114]那样的一次危机呢？”你们用来为自己的不相信辩解的理由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就让工业危机爆发吧！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赔光，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吃不上面包吧！”［注：弗·威·吉纳《关税同盟代表大会》，见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编者注］既然你们决定让血腥的危机爆发，那我们的“和平期待”是多么不合时宜呵！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完全按自己的逻辑，在自己的文章中向大不列颠推荐进行蛊惑宣传的医生麦克道尔博士[115]；此人因为“对这个忠于君主的种族毫无办法”而移居美国了。
在同你们分手之前，我们还想顺便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智慧。要知道，用你们的说空话的方法可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不怀恶意地发表一些思想，但这并不是你们的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传入到德国之后，工人阶级由于知识所限不可能理解此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而是掌握政权的封建贵族，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有教养”的一伙人，是他们在传播共产主义的知识。他们以德国哲学为基础，将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随意拼凑、妄加剪裁，最后形成德国式的、超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你们发现巴黎艾讷坎先生关于反对地产析分的辩论使他同自治论者[116]令人惊奇地协调一致！亚里士多德说过，惊奇是探求哲理的开端。但是，你们在开始时就结束了，否则，你们怎么没有注意到，在德国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你们的反动朋友在传播共产主义的原理这一令人惊奇的事实呢？（然而，这并不是原来面貌的共产主义。英国和法国出现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欧洲普遍流行开来的形势下，被德国思想家们顺势以德国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包裹起来并硬塞给民众的蹩脚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谁在谈论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反动分子。说什么手工业者等级应该在国家内组织国家。[117]这样的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应变为手工业者等级。”你们不觉得太引人注目了吗？如果对于手工业者来说，他们的等级应当成为国家，同时，如果现代的手工业者像任何现代人一样，把国家理解为而且只能理解为他的全体同胞的共同领域，那么，你们除了把这两个概念综合为手工业者的国家以外，还能综合为什么别的概念呢？
谁在反对地产析分呢？反动分子。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拥护封建制度的着作(科泽加滕论地产析分)中，作者走得太远，竟宣称私有财产是一种特权[118]。这是傅立叶的基本原则。难道人们同意了基本原则便不能同时对结论及其运用进行争论吗？
《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马克思说完共产主义是“具有欧洲意义”的问题之后，却又说“‘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是从一般意义上来反对共产主义的呢? 当然不是，马克思不承认的是德国“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如何界定“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呢?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德国，具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思潮有两种: 一种是以威廉·魏特林为代表的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以赫斯为代表的哲学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所言的“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两种都包括在内，还是只指称其中一种呢? 这得从这两种共产主义其马克思对其的相关论述说起。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是裁缝工人维特林。……。在《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建议工人阶级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说“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却胜过他”，并把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称作“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可见，马克思当时所批判的“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并不包括魏特林的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既然如此，那马克思所否定的就是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了。赫斯萌生用德国哲学提升统辖法国社会主义的创见，并以此为思路，撰写处女作《人类的圣史》。……。马克思非但没有接受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反而对此深为怀疑。究其原因，除了是因为这种思潮与马克思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格格不入外，关键在于它太抽象与空洞。马克思在短评—《集权问题》( 1842 年5 月下半月《莱茵报》附刊) —中说，赫斯以脱离具体现实，抽象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把“‘自己的抽象概念’偷偷塞进哲学”，用虚构的“正真的人”来调节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从而达到用想象的世界代替现实的世界的目的。马克思对空洞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排斥，不仅体现在对赫斯的批评上，还体现在与柏林“自由人”的对峙中。柏林“自由人”包括布鲁诺·鲍威尔、艾德加尔·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曾把持着《莱茵报》，视之为“高谈阔论”的机关报，马克思对此很不满。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而不应“夸夸其谈”。 —《“共产主义难事”的初始回答—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释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就英国、法国发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言，它在理论上过于抽象和空洞，在实践上多少缺乏实现的要素，因而不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英国、法国发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德国不具备发生的前提条件。共产主义在工业发达的英国和法国尚且不具有现实性，因此，毋宁说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移植到完全没有共产主义土壤的德国封建体系中。《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还以清醒的科学态度明确申明:《莱茵报》支持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但不等于它就承认并要实现目前所流行的共产主义，它“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显然是指当时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宣传的平均共产主义，以及傅立叶等人所宣传的作为共产主义原则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 当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两词有时互用)。因此，马克思说《莱茵报》不但不相信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性，而且准备对它进行认真的批判。马克思特别指出，《总汇报》虽然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感到惊奇，但是他们在惊奇之后却没有意识到:在德国不是《莱茵报》的自由主义搅乱了社会舆论，而是《总汇报》及其并不赞成共产主义的朋友在传播共产主义的原理方面发挥着作用，其中包括奉命撰写了《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调查着作的施泰因。—《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
《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着作［注：指皮·勒鲁的《驳斥折衷主义》和维·孔西得朗的《社会命运》、《法国政治最后破产的必然性》、《实证政治基础。傅立叶所创立的协作学派宣言》。—编者注］，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着作［注：指《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编者注］，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勒鲁、孔西得朗和蒲鲁东等人都是20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中勒鲁、孔西得朗就是圣西门和傅立叶两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的忠实追随者。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此时流行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充分肯定了其思想价值。当时，马克思面对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因为有些空想成分，他不认为这一理论在短时间内就可实现。马克思主张扬弃这一理论中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应盲目地全部否定，对工人阶级的追求应有可贵的理性批判精神。—《马克思报刊批判的理性光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刘建明. 《西部学刊》2018年2月）我们对待类似的理论着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斯堡报的观点：它不是在柏拉图那里，而是在自己一个不知名的熟人[119]那里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后者在科学研究的某些方面有一些功绩，献出了当时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并且按照安凡丹老爹的旨意而替自己的伙伴洗盘子擦靴子。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在马克思眼里，德国至少当前没有共产主义生长的土壤。而德国知识分子不顾实际情况，以抽象的哲学去肢解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试图在现代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封建政体之间进行调和，把共产主义学说和君主政体结合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国家制度必将继承一切传统和现代的消极因素，成为国家所有罪恶形式的集中表现。……马克思意识到，“现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可怕，空想家们到处建立的试验区如果侵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变成危险性质的东西，必然会“得到大炮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有害的不是当前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类不顾实际情况，最后沦为封建统治者反对人民的工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眼里，那些不顾实际情况片面鼓吹在德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比起当前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处去建立共产主义新区的实验更加危险。《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这段简短的话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其一是说，已经进行过的共产主义试验，如欧文的共产主义试验和法伦斯泰尔建立的生产消费协作社的实验，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并不能构成对现行资本主义统治的威胁。《莱茵报》不承认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而且要批判这种思想；其二是说，一旦把共产主义试验上升到具有现实性的理论，作出关于共产主义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阐述，那就会对资本主义统治构成真正的威胁；其三是说，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现实性、科学性的理论，共产主义的实验就会大量地、坚定地进行，变成群众实践的强大力量，那就会成为对资本主义统治真正危险的事情了。到了那个时候，它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受到资产阶级的武力镇压。当然，那时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暴力革命的问题，但这里逻辑地包含着被压迫阶级为了争取自由解放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结论。这也是影响马克思后来肯定暴力革命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这里所说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上面所说的“坚信的思想”，从全文来看也就是指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信仰”，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真理的真正确信和行动的指南，它就体现着与理性相结合的自我确信的良心。这样的良心作为道德感能知善恶，它与理智相联系并通过理智就能与思想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理性把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形成理智与良心合一的坚定信念，这也就是任何外力都不能左右的深藏于主体内心的道德权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的意志的这种规定就成为对意志的“枷锁”，成为持之有恒的意志坚定性，成为敢于与上帝抗衡的“魔”，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这里的良心通过理智与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主体自身坚定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后来他与恩格斯一直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念），直至成为任何外力都不能左右的深藏于自己内心的道德权利。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道德权利就是主体发自内心的并与理智相结合的对于真理的自我确信，直至把这种自我确信变成个人行动指南的信念。一个人据此信念去实施行为时，如果他的主观愿望与其内心所发出的理性要求相一致，行为就会被顺利地实施出来，如果他的主观愿望与其内心所发出的理性要求相抵触，就会产生良心被撕裂的痛苦，为了避免这种痛苦，只有彻底地撕裂自己的良心，才会实施出符合自我确信的行为。由此可见，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不被撕裂的良心”是最深沉的道德权利，在当代“道德权利论”的相关论点来看，就是“道德选择权”这种最为基础的道德权利。那么，遵从自己所坚定的信念以使良心不被撕裂就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在道德权利论上的核心观点。—《论马克思恩格斯道德与法律关系思想中的五对范畴》.李志强. 《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莱茵报》强调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理智、良知和信念，是不可征服的，对《奥格斯堡报》与反动统治者而言，共产主义理论比实验更是一种危险和魔鬼，大炮可以对付工人阶级实践共产主义的行动，却无法摧毁深入人心的理论。—《马克思报刊批判的理性光辉—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刘建明. 《西部学刊》2018年2月）（信仰一旦内化为我们的良心，它就可以征服一切，战胜一切;而背弃信仰就会撕裂自己的良心，遭受良心的谴责。）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当然，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在当时的德国，这种经过包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就是普鲁士思想家们宣扬的封建的、反动的共产主义学说。他们打着实现真正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号，最后沦为封建制度进行辩护的工具。它们昧着良心妖言惑众，它们不顾事实蛊惑人心；它们使人民的思想迷失正确方向，它们使人民的实践陷入历史的迷雾，它们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思想枷锁和现实敌人。）（如果一个人的主观愿望与这种理性的规定相抵触，那就必然会使他产生良心与理性对立的人格分裂，从而产生良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只有撕裂自己的心才能摆脱”。马克思讥讽《总汇报》当然没有这种“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
卡·马克思写于1842年10月15日
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第28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翻译
注释：
[106]《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发表了该报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干预了《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德意志的思想。——291。
[107]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第273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1842年8月21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在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1842年9月号上。通讯作者认为，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报》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宅》，并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1820—1824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400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1840年，这里住着3000人，他们生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291。
[108]指1842年10月7日《莱茵报》第280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1842年9月28日至10月9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92。
[109]《莱茵报》第276、280、281、284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讯，第277、286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议的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275、277、278、280、281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279、284、287号上则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292。
[110]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187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他的着作《第三等级是什么？》(1879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293。
[111]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1842年发表。毕洛夫-库梅洛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政体的要求；科泽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权。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293。
[112]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842年8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1839年5月，巴黎爆发了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1831、1834年，里昂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293。
[113]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14]1842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警察总局于1842年2月24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294。
[115]1842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了工人的行动。1842年8月17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294。
[116]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1815年6月8日通过的德意志联邦条例，他们保留了自行处理其财产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法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294。
[117]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在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294。
[118]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代政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见该书1842年波恩版第98页)——295。 [119]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斯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社。——295。
参考文献：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共产主义观辨析—读《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周泉. 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共产主义难事”的初始回答—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释读.刘文艺. 《科学社会主义》2016 年第6期
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宋希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